1946年，义勇军第一支队在通化城内，抓获了3000多名日军俘虏，把他们押到冰河旁，政委一声令下，战士们将日寇一一刺死，塞进事先挖好的冰窟窿里。
1946年2月初，辽东半岛上的通化城，正处在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。几万日本人挤在城里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几个月前还端着枪的关东军。八路军进城后，没搞清算，没搞报复，按着老规矩办事——缴了械的俘虏给饭吃，懂技术的留用，医生护士继续上手术台，工程师接着画图纸。城里缺人手，这帮人暂时还得用。
谁也想不到，这份宽容，会在大年初一凌晨变成一把捅向自己的刀。
事情得从两个人说起。一个叫孙耕尧，国民党在通化的头头，一直憋着劲儿想把城从八路军手里夺过来。另一个叫藤田实彦，原关东军125师团的参谋长，日本投降后没被遣返，藏在城里，手下还有一帮不甘心认输的旧部。
孙耕尧找上门去，给藤田画了一张饼：你帮我拿下通化，咱们成立“中日联合政府”，你们日本人不用走，还能拿中国台湾籍，武装也不撤。藤田一听，正合他意。俩人一拍即合，把暴乱日子定在了大年三十夜里，凌晨四点动手。按中国人的习惯，那时候家家户户刚守完岁，睡得最死。
消息怎么走漏的，说来也巧。大年三十那天，巡逻的战士在街上抓了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大白天戴着国民党的袖标四处转悠，一审就全撂了。更要命的是，暴乱头目之一刘靖儒，竟然跑去策反自己的亲外甥沈殿铠。沈殿铠是通化军区后勤部军械股长，手里管着枪。刘靖儒以为亲情大过天，外甥肯定听舅舅的。结果沈殿铠表面答应，转头就把底全抖给了上级。
通化军区政委吴溉之接到情报的时候，脸色铁青。主力部队都在城外剿匪，城里能打的兵掰着指头数得过来。他连夜做了三手安排：先把孙耕尧这帮国民党特务头子抓了，审完直接毙；火速调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回援；机关里能喘气的，不管平时是干文书的还是管仓库的，统统发枪，准备巷战。
凌晨四点，全城的灯同时灭了。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，暴乱开始了。
几千名关东军战俘从各处钻出来，手里拿着早就藏好的家伙——机枪、步枪、武士刀、铁棍，冲向行政公署、公安局和通化支队司令部。这帮人憋了几个月，眼珠子都红了。
但最要命的地方，不在街面上，在医院里。
通化野战医院里住着一百多名八路军伤员，都是抗战老兵，身上带着枪伤刀伤，正躺着养病。医院里留用了一批日本医护人员，平时穿着白大褂，说话轻声细语，该换药换药，该打针打针，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
暴乱信号一响，这帮人全变了。
他们摸进病房，用的不是枪，是手术刀、剪刀、针头。那些伤员正在睡觉，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就被割了喉。有的被毒针直接打进血管里。有几个伤员醒了，想挣扎，但身上有伤动弹不得，被几个日本女护士按在床上，一刀一刀捅死。
等朝鲜义勇军冲进医院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一地尸体，还有那帮手里攥着带血手术刀的医生护士。带队的军官眼睛当场就红了。没有抓俘虏，没有问口供，直接架起枪就是一顿扫射。那些白大褂上溅满自己病人鲜血的人，一个也没留下。
医院的事传开后，城里的剿匪彻底变了味儿。
到天亮的时候，暴乱已经被压下去了。没了指挥，没有重武器，那些冲出来的关东军战俘被正规军和义勇军两面夹击，很快就溃了。这一仗，活捉了三千多人。
按说，仗打完了，俘虏抓了，该按规矩办。但这次不一样。粮食本来就不够吃，老百姓自己都勒着裤腰带，凭什么养着一帮刚杀完自己伤兵的狼？再说医院里那些尸体还没凉透，谁提“优待”两个字，谁就是找骂。
朝鲜义勇军的态度最硬：杀。
他们把三千多名战俘押到江边。大冬天的，河面冻得结结实实。战士们用镐头凿开冰面，掏出一排冰窟窿。为了省子弹，也为了解恨，用的是刺刀。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关东军士兵，被一个个捅死，或者直接踹进冰窟窿里。江水冰冷，人掉进去扑腾几下就没影了。
整整两天，江边的喊声没断过。
暴乱的策划者藤田实彦没死在江边。八路军把他装进笼子里，拉到通化百货大楼的窗口示众。通化的老百姓排着队来看，一人一口唾沫。藤田实彦看着满街愤怒的中国人，看着那些被他忽悠去送死的日本兵的下场，最后在监狱里羞愤交加，得病死了。
这事过去很多年后，日本那边一直有人念叨。他们成立了“通化遗族会”，每年去靖国神社哭诉，说中国在通化“虐杀战俘”，说那是“暴行”，甚至还想要赔偿。但他们从来不提，是那些被宽容对待的日本人先动的手，是他们在手术台上杀了正在养伤的中国军人，是他们自己把命丢进了冰窟窿。
那三千多个冰窟窿，封住的不只是尸体。那是一笔账，算得清清楚楚的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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