🌬1950年，吴石被捕前，把保姆林阿香叫到书房，拿出2根“小黄鱼”，对她说：“阿香，天一亮就走，拿着这些，下半辈子不用发愁了！”
1950年3月1日凌晨，台北厦门街，吴公馆书房里只剩一盏煤油灯还亮着，吴石把两根“小黄鱼”推到林阿香面前，金条泛着冷光，对一个佣人来说，这几乎是一辈子挣不来的数目。
“拿着，天一亮就走。”
林阿香盯着桌上那点微弱的光，迟迟没有伸手，洗衣阿婆的惨状她听说了——十根指甲全被拔光，肋骨打断，最后活活折磨死。
“我怕的不是死，”她说，“是死了以后被人戳脊梁骨。”
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，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，用最朴素的逻辑，做出了连专业特工都未必能做出的选择。
她太清楚台北现在的逻辑了，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对钱财敏感到了骨子里，一个保姆突然带着两根金条出门，等于自己把自己钉在了“吴石同伙”的牌子上。
所以她只拿了自己那月8块钱的新台币工钱，背了个装了几件旧衣服和几本识字课本的小包袱，一支空心的铜发簪，联络人留下的香烟盒被她用石头绑紧，沉进了淡水河。
天亮了，特务破门而入，吴石被捕，林阿香的包袱被粗暴翻开，里面寒酸得让人提不起劲，旧衣服，课本，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佣人——特务在档案上潦草写了个“无关人员”，挥挥手把她推了出去，她穿过白色恐怖笼罩的台北街头，消失在人群里。
后来她躲在基隆渔港，夜里睡在妈祖庙供桌下面，靠给人补渔网过活，等风声稍微松了些，她藏进运鱼船的夹层，冒着被海浪吞没的风险，横渡台湾海峡，一路辗转回到福建长乐老家。
那一年，她从福州跟到南京，从南京跟到重庆，再跟到台湾，将近三十年，一个字都不认识，却成了这个家里最离不开的人。
吴石交代的“差事”她从来不问是什么，买菜时在菜篮底压一张纸条，付钱时把卷好的纸条夹进铜板里，交给那个斗笠边缺了篾条的卖盐人，或者那个总在固定摊位买豆腐的老人，她只负责送，不负责懂。
1949年11月，《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》从吴石手里交到她手上，她把那张图卷成细细一条，塞进发簪，插在头上，挎着菜篮走进菜市场，交给接头的人，那张图后来经香港中转，送到了华东局情报部。
据统计，经她手送出去的国民党军事机密多达三千多份，台湾防御部署图、海防要塞位置、兵力调动计划——她连那些弯弯曲曲的线代表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她知道这是“先生交代的要紧东西”，必须送到。
蔡孝乾叛变之后，这一切都悬在了刀刃上，吴石心里清楚自己被盯上了，他最后想做的事，是保住的恰恰是眼前这个跟了自己半辈子的女人。
吴石临刑前留下一首绝命诗，其中一句是：“平生殚力唯忠善，如此收场亦太悲。”他确实悲壮，可那个用沉默守住良心的人呢？
后来有人问她后不后悔，她放下手里的耙子，很平静地回了一句：“后悔什么？我都活到抱孙子了，先生却连个坟都没有。”
这个从十六岁就进了吴家门的福建长乐女人，用一辈子证明了：不一定要青史留名，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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